1979年9月，谷牧率团访问日本。在出发前，谷牧的母亲很是不解，问他去日本干什么。后来，电视上播出了谷牧在日本的场面，没想到谷牧的母亲拿拐棍敲着地板，指着电视大骂儿子：“汉奸！汉奸！”

　　在蒋介石掀起第二次高潮的时候，日寇在南京与汪精卫密谋，打算趁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，消灭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和地方部队。

　　1941年11月初，日寇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亲自到临沂坐镇，调集5万余兵力，分11路向一一五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驻地袭来。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，罗荣桓紧急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出敌不意向敌军指挥部方向突围转移。

　　当天夜里，分局机关凭借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，在大雾中悄然急行军，迂回冲出了敌人的包围，并在第二天拂晓抵达预定地点。当敌人一窝蜂地涌入留田，却发现那里早已经空空如也。

　　不费一枪一弹，山东分局机关5000余人胜利突出重围，这便是有名的“留田突围”。

　　突围成功之后，分局机关在蒙山一带与敌人周旋，保存自己的实力，伺机消灭敌人。27日凌晨，经过一夜的急行军，队伍转移到了沂南县双后崖子附近，刚准备短暂休息时，周围山头上响起了一片枪声。

　　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立刻让谷牧传达命令，分局机关向大青山方向突围，谷牧带领三个机关的警卫队，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退。

　　谷牧立即将警卫队集合起来仓促应战，但由于敌人数量多而且训练有素，平时训练较少的警卫队遭遇了严重的打击。眼看着兵力越来越少，警卫营长告诉谷牧，掩护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但阵地已经守不住了，让谷牧赶快追上机关指挥转移。

　　在警卫营长带着一部分战士吸引敌人火力后，谷牧被几名警卫战士架着向机关转移方向撤退。结果他们还是撤退的太晚了，转身刚跑没几分钟，原来的阵地就被敌人占领。

　　敌人在追击警卫营长的同时，也发现了谷牧的这支小队，密集的火力随即扫射过来。谷牧在撤退的过程中仿佛被拦腰打了一棒，跌倒在地后立刻爬起来继续转移，结果走了没多少路就觉得四肢无力。

　　等谷牧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担架上，追上了队伍。经过简单的治疗，谷牧被担架队抬着，随机关队伍一起转移行军。然而到了第三天，机关队伍再次遭遇敌情，为了不拖累队伍，谷牧和警卫员还有抬担架的战士，隐蔽在一个高粱秸垛中，等到战斗过后已经是深夜。

　　当时谷牧的伤口剧烈疼痛，他以为自己活不成了，不能拖累几个战士，便让身边的战士赶快去找部队。战士们纷纷表示不能丢下谷牧不管，谷牧顿时发了火：

　　“找不到部队，凭你们几个在这里也保护不了我，还是听我的话，赶快去找部队！”

　　几个战士走了之后，谷牧的警卫员坚决要留下来。在谷牧厉声下达了“一个不留”的命令后，警卫员只好含泪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　　谷牧一个人躺在高粱秸垛中昏迷了一阵，醒来后又爬出去观察动静，结果只听到寒风在田野中呼啸。他正为自己年纪轻轻，就要结束生命而感到遗憾时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咳嗽声。

　　谷牧心中一惊，不知道远处是敌是友。当他忍着疼痛向咳嗽声处爬去，发现是几个老乡正在躲避日军。谷牧赶忙说自己是八路军伤员，问附近有没有村子，一位老农告诉他，两三里外就有一个村子。

　　听说最近的村子只要两三里，谷牧心中的求生欲望更加强烈，挣扎着向村子方向爬去，到了第二天天亮终于爬到了一户老乡家，结果又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谷牧已经躺在了老乡家炕上，一位老农正在给他做高粱米粥。

　　当时谷牧按照军医的嘱咐，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，看到高粱米粥之后，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端起来猛喝了几口。老农将谷牧藏在村头不远的高粱秸垛里，让他先休息一下。

　　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后，分局的同志带着战士们找到了谷牧，并将他抬回了机关，经过军医检查，谷牧的伤口严重感染，已经不适合随机关转移，便决定将他安排在老乡家里养伤。

　　在一位50多岁老大娘的精心照料下，谷牧的伤情得到了很大恢复，过了半个月就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随后在抗日政府县长的帮助下，回到了机关驻地。大家见到谷牧后喜出望外，因为当时机关里传说谷牧已经不行了，没想到又活着回来了。

　　正是因为这一次险些丧命的经历，让谷牧的母亲对于日寇有着极大的愤恨。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，谷牧可以将个人的历史恩怨放在一边。

　　1976年10月之后，随着全国上下早日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呼声日益增高，国家计委在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，也提出了“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”的任务。

　　1978年前后，全国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，经中央批准，组成了以谷牧为团长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，赴西欧五国进行考察。

　　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一次重要的出访，不单单是进行外事交往，更是为了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，探索经济技术合作的新方式。出发前考察团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，认真研究了西欧五国驻华使馆送来的材料，并专门邀请外交部的同志介绍五国的情况。

　　临行前，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，指示谷牧一行“广泛接触，详细调查，深入研究些问题”，不光要看成功的路子，也要看失败的路子，最好要弄清楚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情况。

　　西欧五国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来访非常重视，谷牧原本以为，按照国际惯例，会谈对象是和自己同等级别的人物，但没想到所去的国家，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与他会谈。

　　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，代表团访问了西欧五国25个主要城市，参观了80多个工厂、矿山、农场等地，看到了二战之后，西欧五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。代表团发现外面的情况并不像国内长期宣传的那样，在当时特殊思想的影响下，使馆人员也不敢将真实情况反映给国内。

　　对此，谷牧当即拍板，说一定要如实反映，我们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，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。

　　除了看到中外差距外，谷牧也看到了中国对于西欧各国强烈的吸引力。在德国，某位州长告诉谷牧，他们听说中国发展缺乏资金，他们愿意提供50亿美元，而且不用谈判，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。

　　在离开丹麦前，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，对谷牧说：“你要到大国访问了，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。”

　　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访问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西方希望打开中国之门，他们的资金也在寻找出路，而我们需要资金、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。只要我们做好工作，许多事可以办。

　　代表团回国之后，在北京集中开了一个多月的会，最后形成了一篇详实的报告。在报告中，谷牧提出了一个“石破天惊”的结论：“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，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，差距还很大，大体上落后二十年，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，差距就更大。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，改变这种落后状况。”

　　1978年6月下旬，专门召开会议，听取谷牧的详细汇报。会议整整进行了8个多小时，叶帅在会上从战略上强调，引进技术的重点应发放在西欧，聂帅在会上大声疾呼：

　　会后，觉得还不过瘾，专门让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情况，还拿出谷牧递交给中央的报告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做了好多记号和批注。这次谈线点，聂帅还留谷牧在家里吃晚饭，言犹未尽。

　　随后找谷牧谈话，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，重要的是争取时间。在国务院召开有关会议，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一定要解放思想、开拓路子，再也不能贻误时机。对此表示了肯定：

　　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两个多月，最终形成了利用西方国家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共识。

　　从西欧五国考察归来后，谷牧意识到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，首先要解放思想。因此他找到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：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，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。

　　认为谷牧的建议很好，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后也表示赞同。经过细致的考察筛选，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。

　　1979年春节，谷牧邀请日本经济专家到北京，为中央高层领导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。之后讲座发展成每年一次的“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”，中日双方在会议期间不见记者，关起门来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。

　　同年5月，谷牧得到一条来自日本的消息，说日本政府有专项贷款基金，利率极低，搁置时限长，本息偿还期长，中国可以尝试争取使用。

　　谷牧立刻派人查清此事，并向中央报告。对此作出批示：“国外能借到便宜钱，为什么不用呢？”

　　经过谷牧和日本方面几轮磋商，日本方面答复确实存在这种贷款，并要求中方报项目。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，说我们国家的建设项目都是保密的，怎么能随随便便报给日方。谷牧听完同志们的意见后，当即拍板将拟定建设的项目报给日方：

　　同年9月，谷牧率团访问日本，并进行了十多天的考察。就在谷牧母亲在家大骂儿子“汉奸”的时候，谷牧促成了中国第一笔海外贷款。

　　就这样，谷牧代表我国迈出了使用国外贷款的第一步。2008年，日本政府授予谷牧“旭日大勋章”，以表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为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做出的贡献。

　　就在谷牧积极争取海外贷款的同时，中央委托谷牧奔赴广东、福建，对两省建立特区进行考察论证。20多天的调研结束后，谷牧对于特区政策的轮廓有了大体的轮廓，回京后他向汇报了广东“先走一步”的想法。

　　听后非常赞成，并建议将“先走一步搞试验的地方”叫做“特区”。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办事效率，国家外资委宣告成立，谷牧兼任外资委主任，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。

　　在特殊政策的带动下，深圳这个原先不过两万人的边陲小镇，短短几年便神奇般地发展起来。1982年初，谷牧挑选了八名干部，组成“特区工作组”，并叮嘱他们：

　　“小平同志叫我摸着石头过河，杀出一条血路来，所以出事由我谷牧全担着，你们放心去谈，放手去干。”

　　次年，谷牧又去广东仔细考察了经济特区。回到北京后，叶帅对谷牧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，顶不顶得住？谷牧回答说顶得住，你放心。叶帅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就好！”

　　1984年去南方考察后，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。会上说：“搞这个开放，关键是什么人来领导，是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，是不是有点劲头的人。”

　　后来，很多人都说口中的“明白人”和“有点劲头的人”，就是谷牧。但谷牧却说，这是小平同志对特区建设领导者的集体褒奖。

　　当深圳特区基本成功之后，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。在选择沿海开放城市的过程中，谷牧基本上都亲自去考察了每一个城市，最终选定了14个城市，作为国家级开发区。

　　1985年，谷牧召开座谈会，确定了对外开放梯度推进的目标。随后谷牧着手筹办海南经济特区，参与了将沿海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和沿海其他地区的重要决策。

　　短短几年间，改革开放从决策就变成了现实。每当谈起这一话题，谷牧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决策者，却总是这样说：

　　“特区的一切都是中央决定的，我只不过是在一线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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