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“因为科技的帮助，我们现在2天的生产力或许可以抵得上过去5天的。但是因为贪婪，因为某种必须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综合征，我们依然埋头苦干，为他人赢取收益，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抱负，只因这些抱负挣不了钱。”

　　工作不堪负荷、人际关系复杂、无意义的加班、精神内耗，面对职场诸多不合理现象，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生活，通过“裸辞”跨出改变的第一步。镜相栏目此前发起「裸辞后，你经历了什么？」主题征稿，试图记录选择“裸辞”的他们，重新调整自己职业生涯和生活步伐的真实经历。

　　下文是本专题下的第三篇作品，作者以群像的方式非常详尽地将媒体运营工作展现在我们面前，面对亲人朋友的离去、工作境遇的变化，她下定决心离开了惊心动魄的媒体行业，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找到了继续写下去的理由。

　　这个超过300个工位的办公层，同事们每天坐在日光灯下，脸怼着电脑，工作中闲聊几句，偶尔同时发出“噗嗤”的笑声。但最近一两个月，很少听到他们发自肺腑的笑声了，更多是苦笑，或无奈的笑。

　　两年零四个月前，我成为一家媒体的资深文字编辑。公司去年亏损严重，我所在的栏目“名存实亡”，编辑部被合并到账号运营组，今年的工作重心围绕商业变现展开。媒体的商业模式陷入困境也不是一两天，搭上一条正在下沉的船，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。奈何公司业务调整，架构变了，直属领导也换了，我开始担忧，继续在这里待下去，不止是新闻理想无法得以实现，连写作的热情恐怕也将消耗殆尽。

　　我仍记得，入职当天，正值美国大选。特朗普与拜登的票数处于胶着状态，不相上下，开票来到了内华达州、蒙大拿州和犹他州。屋顶悬挂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CNN的新闻信号。要闻组同事一刻也不敢离开电脑，实时更新着客户端首页的即时资讯。

　　总监带我去人力资源部报到，乘电梯从10层来到16层，顺带介绍着公司情况。他讲的大部分话我已忘掉，只记得一句：我们不像媒体，更像是一家互联网公司。

　　那一年，我34岁。在互联网公司，像我这般年纪的打工人深受“35岁危机”的困扰。原本我不怎么在乎年龄，毕竟写作这条路不限年龄，杨本芬老师退休后才开始创作《秋园》；而我从事了将近十年的“有机”事业，更是养成了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人生态度。反倒是做了新闻之后，我的年龄焦虑加重了。

　　办完入职手续，我走到主编的工位前。她埋头盯着手机，脑袋仿佛要掉进去，这样的姿势对颈椎伤害极大。“你好。”我轻声跟她打招呼，没收到回应。“你好。”我提高了音量。她缓慢地抬起头，同时用手搓了搓脸，泪水仍挂在睫毛上。“你哭了？”我惊讶道。她莞尔一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她只是刚读完一篇名为《一个名字叫“喂”的女人》的长篇报道。

　　“嗯，来对地方了。”那一刻，我肯定了自己的选择。我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与主编合作一年了，她对选题的判断和对新闻的热情，是我入职的重要原因。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安装完台式电脑，擦干净工位，终于坐了下来。在对面几栋摩天大厦的脚下，杨柳像小草一样卑微。

　　作为编辑，我们上班采取弹性工作制。午间办公室的空气夹杂着外卖饭菜味和各种体味，像一曲催眠的交响乐让人昏昏欲睡。我更偏爱上午十一点左右到公司，工作到夜里八九点。傍晚办公室氧气逐渐充裕，耳边也清净不少；尤其是晚上十点关掉日光灯后，屏幕不再反光，工位犹如在大海中央漂浮的船只，精神和灵魂双双被涤荡，正适合写稿和改稿。

　　提出离职5天后，领导突然通知：早上十点必须到岗。公司一旦查考勤，大家都猜测可能将有重大的人事变动，动荡难免还要持续一阵，新组建的八人团队里，每个人焦虑又紧张着，除了三个即将离职的。

　　负责账号日常运营的阿棠入职刚好一年，爱好观鸟赏花。路边的花花草草，她总能叫出名字。我在办公室养的6盆多肉，出差或忙忘了的时候，也有她帮忙浇水。

　　业务调整后，账号变现的压力转嫁到阿棠头上，她已经顾不上这些盆栽植物了。虽然不背盈利指标，但阿棠要负责制定转型方案。连续两个周末，她在加班中度过，但交出的方案却屡遭批评。领导甚至放出狠话，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“干不了就走人”。

　　阿棠并非职场小白，在多个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待过。倘若她继续苟着等辞退，兴许有机会获得“n+1”经济补偿。但她忍不了了，等到总监开通报会，她直接在会上摆烂，“承认”能力不行，干不了这活儿。翌日一大早，她便提出了离职。

　　阿棠难得裸辞。在午后的闲聊中，她向我坦露了心迹：在这里工作的一年，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身体骗不了人，好工作养人，不适合的工作消耗人。在上一家公司，她瘦了美了；而在这家公司，她的体重却增加了不少。裸辞后，阿棠紧绷的身体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。她打算先把迟迟未考的摩托车驾照考了，再去外地旅行一圈。新媒体运营，她再也不想干了。

　　比起职场经验相对丰富的阿棠，坐我斜前方的姑娘小隐，人如其名，隐忍惯了。她不过28岁，白发已不少，双颊因长期压力过大而糖化严重，没少去医院皮肤科看病。她的工作任务是从外网扒素材，每天制作至少十条15到30秒的短视频，再发在公司各大运营账号上。崇尚“战狼”的中老年男用户要是知道，一个偏时政国际要闻的账号居然由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全权负责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　　小隐几乎没有生活，领导见她状态不佳，多次略表安慰：要有个人生活，要有个人生活……可她一周六天在岗，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，凌晨四点也得接工作电话；上至CEO下到要闻组，全给她派活。唯一的一天假期，于她而言，躺平是最好的自我保护。

　　在小隐有限的人生里，有三个男人非常重要——普京、金正恩和拜登。每当国际大事发生，她必须第一时间冲到电脑前，剪辑并上传视频，哪怕在跟男孩约会。

　　有次，我们吃完午饭，晒着太阳慢悠悠走回公司消食，小隐突然加快步伐。那天风大，本就凌乱的头发显得比她本人还着急，拼命往办公大楼的方向飘着。原来，她收到英国女王病危的消息。还有一天周末，我们在同事家聚餐，正吃着聊着，小隐“啪”的一声，放下筷子，推开凳子，站起来就要离开。大家问她去哪，她将手机屏幕对着我们说，载有安倍晋三遗体的灵车到东京了。

　　同事实在看不下去，劝她再招一个人，哪怕实习生也好，AB岗轮着来。小隐却直接拒绝。她说，别人剪的视频还得她审核，遇到一个视频要反复修改，会浪费更多时间。

　　在“账号剪辑运营”这个岗位工作了三年，小隐还是说不清自己的职业优势和上升通道。一年又一年的东拼西凑，她完整的生命也四分五裂了。慢慢地，小隐失去了存在感和价值驱动。

　　我所在的栏目，曾以图文报道为主。新冠疫情暴发后，摄影师去不了现场，远程采访成为应急手段，文字报道被倚重，凸显了其小成本优势。正是这一年，我作为外约作者给栏目写了几篇反响还不错的稿子。2020年夏末初秋，栏目招编辑。听闻要坐班，起初我还不大想去，担心失去采访自由。好在主编同意，遇到感兴趣的选题，可以自己去采访。

　　进公司后我才发现，原创在这里属于小众之中的小众，所获的支持并不多。更矛盾的是，搞大新闻不行，有风险；搞小新闻也不行，没流量。如何拿捏其中尺度，着实考验编辑功力。

　　头半年，我们栏目请了一位专职运营，BOB(中国)官方网站手机网页版后来被调去做策划，运营就没人了。谁发稿谁运营，从寻找选题、突破采访对象、外约作者、采访撰稿到发稿运营，由当班编辑一条龙负责。打开微信“折叠的群聊”，30多个被我编上号的群，全是为冲热搜准备的。为了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稿子有更好的传播效果，附加的运营工作我硬着头皮倒也乐意做。

　　提出离职的前一日，总监找我聊了一个小时。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下午，商务接了一单广告，安排由我来写。打开对方发来的参考文章，我一下子蒙了。稿子是妥妥的广告文案，不需要采访，从网上扒内容即可。我有些心灰意冷，不明白为何这样的稿子，还需要原创编辑亲自撰写？

　　“如果是撺稿，我说服不了自己，做不了。”我给主编留了言，又当着她的面，表达了不满。主编也认同我的看法。撺稿虽说是目前的业界常态，但毕竟我们是一个原创栏目，格调不至于这么低。

　　总监听到我跟主编抱怨“写烂稿”，隔着两排工位，顾不上其他同事的反应，语气强硬地喊我去会议室谈一谈。

　　“写这样的稿子，不如把我辞掉，腾出坑位，请一个专门撺稿的人，还能节省开支。”我一边关门，一边心有怨气地说。

　　回家躺在床上，怎么想怎么不对劲。总监既希望我们做出有水准的深度稿，又希望我们配合商务的需求，“有钱难道不赚吗”。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BOB(中国)官方网站手机网页版相当于在公司内部创业，做好了还有股份拿……我在职场待了十年，老板画饼见得多了，没想到中层也敢凭空许诺。

　　身为基层员工，我自知没本事改变什么，要么被卷入深渊，要么被甩出天际，心灵注定失重。我想起美籍女星刘玉玲说的话：每个人要努力工作，为自己存一笔“FUCK YOU MONEY”，遇到讨厌的老板、不愿意做的事，随时甩他一句“去你的，老娘不干了”。

　　没结婚没生娃的我，无债无贷，这两年还存了些钱。即使裸辞，我还可以去别处写稿，或做自由撰稿人。非虚构写作，也给了我“做自己”的底气。

　　第二天中午，我正式向主编提了离职。一个潜在的文字垃圾生产者被我提前扼杀，也算是为地球做贡献了。

　　不少人也许会说，大龄女性不好找工作，再等等看。在经历了许多人的死亡后，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。

　　两年前姨妈意外去世，已经使我有所觉悟：明天不一定如期到来，珍惜眼下的冲动。立春那日，一位朋友的主动离世，更叫我不敢怠慢生命。

　　她是我合作过的作者。我们在铁像寺的星巴克见过一面。那是一个冬日假期，她迟到了一会儿，点了杯美式。打扮入时，穿着长大衣，戴着贝雷帽的她，眼神有些涣散。我们面对面坐在靠窗的角落，聊成都的艺术圈和非虚构写作。她提到自己正在看精神科医生，吃抗抑郁的药。

　　当两百多个朋友读到她的推文时，姑娘说自己“已经死透了“。她给自己预留了充足的时间，选择定时发布“最后的日记“。这篇日记，历时大概一个月，从计划到实施，她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了。

　　“原来在一切不再具备吸引力之际，我还是愿意与文字为伍。”她在遗书里这么写。无数个夜晚，身体和精神已经垮掉，她还在写稿。想到这些画面，我哭出了声，替她感到不值。

　　闷闷不乐的我，脑子像被污染的鱼缸，逐渐混沌开来。坐在办公楼里，我感觉工位变成了一张张手术台，同事们正一个个等着被挑选、宰割、废弃……好窒息啊。我决定请一天假，无论如何也要飞回成都，去殡仪馆参加她的告别会。我想当面告诉她父母，他们的女儿曾多么努力地想要活下去。

　　见到阿姨和叔叔，我谎称是公司派来慰问的。阿姨上前抱了抱我，吊着一口气告诉我，她女儿也曾兴奋地提起过给我们写稿的事——那是她第一次写新闻人物。讲到这儿，阿姨顿了顿，又说，她（女儿）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我们老两口对她实在不了解……

　　前来祭奠的宾客三三两两背对着大厅，轻声细语地交谈着。阿姨一个人驻足于玻璃棺木左侧，微微向前弓着身，手里捏着一团纸巾，犹如定格画面般望着梳妆打扮后女儿的遗容。风从门口经过，吹来百合与康乃馨的花香。

　　我们栏目常说，不要冷冰冰地讲述，可远程办公确实阻碍了关系的建立。工作伙伴之间，来来只有目标、任务和截稿期，缺少情感联结和情绪支持。

　　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中，我们是否考虑过，失去工作、失去家庭、失去爱人……失去那些勉强使我们继续活下去的“理由”后，我们还能依靠什么，支撑下去？

　　每个人的死亡，都像一道符，提醒我世间还有众多妖魔鬼怪要除，尤其是那触不到的心魔。他们的死亡，督促我改变，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。他们，是新闻里的人物，是采访过的对象，是朋友，也是亲人。我想好好写下去，为他们，也为自己。